职场正能量故事精选5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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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发表时间：2021/4/13 浏览 7397 次 |
职场中最不缺的就是正能量，职场中最需要的也是正能量。通过阅读正能量的故事，提高自己的积极性，调整工作心态。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职场正能量故事，希望大家喜欢!
1、直接去找“大老板”
在职场上很多人很怕见领导、见老板,在电梯碰到老板不敢出声,在路上碰到老板拐弯走,却不知这是职场大忌。
2008年,段奕宏凭借《士兵突击》一炮走红。最近,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再次使他人气翻腾。1994年,段奕宏考上了中戏。大二时,一些形象出众、表演功底强的同学开始陆续接到影视剧的邀请。到了大四,段奕宏成了班里唯一一个4年里没接过一部戏的人。他试着寻找机会,可导演们见了他都皱眉,“我们要帅气一点的”。段奕宏自卑到了极点。因为没机会出去拍戏,段奕宏只有窝在学校排练话剧,基本功越来越扎实。大三时,他的话剧成绩全班第一。但到毕业,留京名额异常紧张,眼看没有单位接收自己,情急之下,段奕宏竟拿着成绩单跑去见文化部长,武警把他拦在门外。倔强的段奕宏在传达室泡了一天,终于允许与领导通一个电话。后来他留在了中央实验话剧院,在北京落了脚,为日后的成功创造了机会。
现在已经很红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能有今天,还得感谢她当初敲开了台长的门,也敲开了中央电视台的门。她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任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。后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,读研期间她在中央电视台实习。在审片子时她认识了台长杨伟光。实习结束,她就要回原单位了,她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留在中央电视台,这对自己的成功可谓是“一步登天”机会。怎么办?自己就是平民百姓一个,自己既不年轻,也不貌美;既没有关系与台长很熟,引荐一下;也没有很多钱,送个什么大礼给台长;台长离自己也太高、太远了,作为实习生,平时能够见到主任都是很不容易的事。作为别人,肯定想都不敢想留下来,她还是决定试一试。一天,她在没有人引见,与台长不是很熟的情况下,就直接敲开了杨伟光台长的办公室,进去后就直接对台长说:“杨台长,我实习结束了,我喜欢在中央电视台工作,你能不能让我留下来?”敬一丹过去的工作经历和实习期间的表现,杨伟光是了解的,也认可她的荧屏形象和气质,同意她留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任主持人。这一年,她已经33岁了,留在了中央电视台,从而开创了她辉煌的人生。
进入公司要主动敲领导、老板的门,要想获得提升,同样要大胆地敲门。甲骨文华东暨华西区前总经理李绍唐说,他曾经这样说:“我要奉劝年轻人,你要敢于敲你老板的门。”
在IBM工作的第15年,李绍唐已经做到协理。40岁时,他勇敢地敲开老板的门,直接问老板:“你老实告诉我,在未来三五年内,我是否有往上升迁的机会?我到底有没有爬到金字塔尖端的机会?”
得到的答复是:“机会不大。”因为IBM人才济济,企业文化非常强调“辈分”与“派系”,在他的前面至少排了十个人。即使他愿意等,只怕轮到他,也是30年以后了。所以,他开始寻求IBM之外的机会。如果不是因为“勇敢表达”,老板岂能在满眼人才中发现他———既没有任何家庭背景、又没有留过洋、而且还没有MBA学历。他在在耐心等待了两年半之后终于有了空缺,李绍唐被任命为甲骨文华东及华西区董事兼总经理。
“勇敢地敲领导、老板的门”,就是敲开机会之门,有事直接去找大老板,这往往是成功的捷径!
2、美国投行怎么挑简历
记得大学里就业服务部的老师常常强调,简历不能超过一页,格式要得体,内容要恰当,但是美国每年每个顶尖大学都有好几百人投简历到各大投行,往往第一轮面试就剩二三十个,仅凭一份简历又如何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呢?我进了投行后才知道,原来过程是这样“残酷”。
通常每家投行都主要招美国顶尖大学的人,几十年下来各个学校在每家投行也都会有自己的校友网络,而招聘的工作,很多时候不是靠人事部,而是靠校友来进行的。这是因为各个学校课程不一样,评分标准也不一样,再加上不同的课外活动,不靠经历过这一切的校友,人事部那些娇滴滴的女士们很难客观地对一份简历进行判断。我就是在做了大半年的分析员后,自告奋勇地参加了母校在本行的招聘队,才对招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参加了一些关于招聘过程的培训后,某日午饭回来,我突然发现桌子上多了一本有10公分厚的白皮书,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个公司的上市报告,拿起来一看才发现是今年暑期实习的应聘简历,仅仅是来自我的母校的应聘分析员(不包括MBA)的就做成了这么厚一本书。再一查邮件,后天就要电话讨论,请大家挑出8～10份。我的天呀,800多份简历,你叫一个每天工作20小时的分析员抽出时间在两天内来挑出10份,真不愧为投行的风范。
那天夜里,我处理完手头紧急的事,就开始埋头看简历。所谓的高标准严要求,其实就是几点:GPA比较好(3.5以上就行),有过投行或金融业实习经历,或者是大牛人、体育超好者或是有不寻常的经历的。当然,标准也比较灵活,如果你GPA很好,但工作经历全是搞搞研究,写写论文,又无啥课外活动,那就属于投行里所谓“高分低能”,肯定被“杀”。说到这,找投行工作倒也不是成绩越高越好,投行很忌讳死读书读死书的人,所以看到高分,反而会更加看重你有没有社团中的领导职务,搞不搞体育等。如果你之前有投行或是金融业实习的经历,那就恭喜你,又过了一关,如果没有,也得想方设法和金融搭上边。有人就列了一大串自己学过的金融课程,也有很多中国学生回国托关系在银行或基金里实习,都可以加分。总算敲定了10份,已是凌晨3点了。
等到电话会议,就又热闹了。十几个校友开始轮流报自己选中的简历,其他没被提到的就跳过。在这一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,毕竟是民主社会嘛。讨论中各种情形都会发生,比如说一个玩魔方世界排名前50的,成绩平平,之前也没有过相关工作经验,但大家都很好奇,世界排名前50的高手是怎样的,就把他列入了面试名单。如果有人和你是一个课外活动的,就会有人问,是不是有这么个职务,这人是否做过这样的贡献,这也算是打假防伪的措施。就这样,第一轮面试的20～30位人选就出来了。
经历了整个过程,我感觉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,既有唯才是用,不论出身和专业,也有不少因为主观因素或者是开后门而入选的。好在就算是走后门,在美国还是比较公平的,最多让你入选第一轮面试,之后还是要看你的真本事。何况,第一轮面试也不是那么容易过的,就算过了,还有二面三面等着。而你千辛万苦逐字逐句改过的简历的作用,也就不幸地到此为止了。
3、大声说话才能胜出
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有幸师从一位见多识广的资深记者,老师洞悉世事,经常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泄露天机。那天,他坐在办公桌前,轻描淡写地告诉我,人的地位越高,讲话声音就会越低。
其实,好多年以后,我才明白讲话音量与社会地位间这种微妙的反比关系: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,即使把声音提高八度,也不见得能有听众;而重要人物声音越低,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,也就因此越显得更加重要。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,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,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,好像19世纪欧洲淑媛们,宁可屏住呼吸也得套进提胸束腰的鲸鱼骨裙衬里,以免被人当作马夫的女儿或鞋匠的老婆。
这只是中国人关于声音的众多看上去匪夷所思,其实奥妙无穷的哲学之一。
不过这些中式的声音哲学却很难跟老外解释清楚,就像后来,我坐在纽约的咖啡馆里,与一个美国朋友闲聊时所做的徒劳的努力。
这位朋友编辑着一个很草根的网上周刊,杂志的名字叫《不容错过的声音》。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嘈杂世界里,说者有太多的见解,听者也有太多的选择。势单力孤的草根阶层,必须借助像朋友的杂志这样的高音喇叭,当每个人都恨不得扯住别人的耳朵,告诉你他的声音不容错过时,声音的传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规律,有理也得声高。
所以当东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对面出手过招的时候,我们却常常吃了哑巴亏有苦无处诉。不管是欲擒故纵的捻须沉吟,还是谦和含蓄的君子之风,不是被当作智能不足,就是被看成自愿放弃,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声中自生自灭。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此心里最清楚。
结果就有华裔小学生,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,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,其实,他一言不发,只是因为妈妈告诫他开口前要先想好了再说。又有在大公司任职的华裔雇员,每次与客户开会时,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,他就尽量不说或少说,心里想着把表现的机会留给上司,结果却以沉默寡言、不善与客户沟通为由被辞退。连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说,她小时候从台湾来到美国时遇到的最大挑战,就是学会像美国人一样抢着讲话和插嘴,只有学会了这个才有可能“融入主流”。占纽约人口12%的亚裔社区,只分得政府拨出的社会服务经费的1%,也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族群,直到最近才搞明白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”的道理。
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,这多半会被看做“自以为是”,我们虽然常常在镜子面前自我膨胀,却早就学会在走出家门时夹着尾巴做人,我们常常发些不疼不痒的牢骚,却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会随风飘散无迹可寻。我们其实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,但往往是还没开口,就被自己心里发出的一声冷笑弄得无地自容,而忙不迭闭了嘴。越是这样,我们就越习惯悄无声息。
只有大声的人多了,声音才可能恢复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态。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着神经等着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,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声音吓到别人或吓到自己,讲话也就有了底气。
想提高音量,最关键的也许并不是练嗓门儿,而是练信心。
4、命名的力量
问过报社同事一个问题:假如你的稿费从1000元变成800元,你希望编辑怎样告诉你这个消息,是说你的稿费负增长20%还是减少20%?结果,有1/4的人说他们更愿意听到“负增长”这个版本,因为“感觉好像还是在增长”。
可见文字游戏并非永远没有意义。《制高点》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:20世纪80年代初,世界银行想推动国际资本流向不发达的国家,这首先就要说服国际投资者,于是他们在纽约举办了一场说明会。
不料,主办者慷慨激昂之后,会场反而陷入沉默。之后有人站起来说:“你们的想法很有意思,但恐怕没有人会把钱投到‘第三世界投资基金’。你们还是赶紧想一个更好的名字吧。”
主办方回去着实想了很久,从“欠发达市场”“第三世界”到当时世界银行自己偏爱的“发展中国家”,都被否决了。“我们需要正面的、能够振奋人心的东西,不能带有负面意味。”他们说。最后他们想到了“新兴市场”,后来出现一个变体,叫做“新兴经济体”。
虽说他们当初的目的是要吸引国际投资者,不过,假如你要问我的意见,那么,作为新兴市场的公民,我觉得这比之前的“第三世界”好听多了,而且确实是“正面的、能够振奋人心的”。
自从有了这个名词,国际资本如同他们希望的那样,开始流向这些国家。1987年超过3000亿美元,10年后,突破了两万亿美元,世界经济格局从此呈现新的面貌。有趣的是,直到现在仍有人抱怨说,没有人能完满解释一个市场怎样就变成了“新兴”。
有时候,有些人需要的很可能就只是一个新名词,从中获得物理学所说的运动开始所必需的那一点儿动量。在这种情况下,文字游戏如果玩儿好了,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。说到底,谁能完满解释一下人的心理作用机制呢?
5、光有完美的履历是不够的
1995年我刚出完一本销售30万册的畅销书，那一年公司赚了很多钱。可是我的出版社仍然是一个小公司，但当下的胜利，让我倘徉在乐观的气氛中，“乘胜追击”是我心中唯一的想法，急着扩充组织与团队成为我最急切的事。
这时候，我跟你一样，接到一张几近完美的履历表，它直接寄到我公司，直接指名给我。这份履历表，编排精美，显然经过当事人精心设计，内容完整，而且描述处处掌握重点，表现出当事人在文化出版界扎实的历练。而更重要的是，那封指名给我的信，内容陈述了他对文化出版业的理想，说明了过去几年他在两个出版社工作过，并一直努力学习。看到我公司出版的书，心生向往，期待能加入我的团队。
其中最吸引我的是，他对我出版的书如数家珍，对这些书的看法、分析，虽不见得独到，但还算正确。当时求才若渴的我，当然立即约见。
面谈时，更令我吃惊，其实在好几个出版的公开场合，他已经见过我，而且几次换过名片，虽然我不确切认识他，但我依稀记得一个有热忱的年轻出版人的身影。看起来这当然是我理想中的求才对象。只是在面谈最后，他给我出了一个难题，他要求了一个比我预先想象高了60%的薪水。并且很坦率地说，在他寄出履历表后，巧合的是他的现任老板正好与他谈到升迁事宜，他来与我面谈，其实心中充满了天人交战!
我很犹豫，但最后我仍然答应他，并且让他成为我公司最重要的主管之一。之后，我历经了5年的痛苦折磨。前半年，我已经发觉他其实能力一般，出版的基本功夫并不扎实，但表达能力一流，尤其是他诚恳的外表，让你不忍心“苛责”他工作上的不足与错误。我知道，我被漂亮的履历表和事先设计好的面谈给迷惑了，但是我不愿承认错误，于是我花了3年的时间努力改变他。
但成效有限，最后我不得不成立一个新的利润中心，让他当主管，负完全责任，并要求他要赚到自己的“高薪”。这样的方式将他逼到死角，让他无法藏在组织的空隙中，后来的两年里，他的单位浮沉不定，就在我考虑痛下决心处理他时，有一个比我还笨的老板来挖角，我收到他的辞呈，如获大赦。
这是我当主管时最惨痛的教训之一，事后检讨，我被完美的履历表骗了。我当年会被迷惑，是因为文化出版是讲究设计与美感的行业，我误以为他在这一方面有专长，所以放大了这方面的优点。第二个错误则是被诚意与理想的话语所迷惑。其实我有机会避免这个错误：当他要求高薪时，如果我说公司尚小、无法负担，但仍诚挚延揽，看他如何反应，应该就可以检查出他其实理想有限、现实有余!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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